1918年5月2日，苏曼殊因暴饮暴食逝世，年仅35岁，死后在他枕头和床铺下发现很多糖纸。在日本留学期间，他曾“一日饮冰五六斤”，自己还记载过：“食生姜炒鸡三大碟，虾仁面一小碗，苹果五个。明日肚子洞泄否，一任天命耳”。
要看懂苏曼殊的“疯”，得先撕开他鲜血淋漓的童年。
1884年，他在日本横滨出生。父亲是广东香山的茶商买办，母亲是日本普通女子河合若子。在那个华夷之辨极为严苛的年代，“中日混血”加上“私生子”的标签，直接判了他命运的无期徒刑。
六岁那年，他被带回广东沥溪老家。迎接他的只有族人的白眼、嫡母的嫌弃，连同辈的兄弟姐妹都拿他当异类。
最绝望的时刻发生在十二岁。
他病重倒下，长辈们冷眼看了一下，断定这孩子活不成了，直接像扔垃圾一样把他扔进潮湿阴暗的柴房里等死。
大家静下心来想一想那个画面：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在漆黑的柴房里听着外面家人的欢声笑语，自己却只能在发高烧中等待呼吸停止。幸亏嫂嫂偷偷送饭照料，他才从鬼门关爬了回来。
侥幸活下来后，他对这个世界彻底死心了。
病好后的第一件事，他就跑去广州长寿寺出家。出家当和尚，成了他唯一的避难所。可惜，因为饿得受不了偷吃鸽子肉，他被方丈无情地赶出了山门。
连做个和尚，他都做不好。他就像一个被世界遗弃的孤儿，天地之大，竟没有他的容身之处。
长大后的苏曼殊，成了一个行走的矛盾体。
他穿着僧袍，却在1903年加入了“拒俄义勇队”，甚至还向朋友借枪，要去刺杀贪污海外募款的康有为。
他精通英文、日文、梵文，第一个把雨果的《悲惨世界》翻译给中国人看，取名叫《惨社会》。他还把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带进中国，字里行间全是要救民于水火的豪情。他在《太平洋报》连载的小说《断鸿零雁记》，更是成了民国第一部火爆全国的爱情小说。
他内心深处，燃烧着一把想把污浊世界烧干净的火。
但他终究绝望了。
辛亥革命虽然打倒了清政府，可接下来的民国依然是军阀混战、乌烟瘴气。昔日一起喊着口号的同志，有的忙着争权夺利，有的彻底堕落腐化。他想在革命里找希望，革命最后变成了一场权力的游戏；他想在佛门里求清净，佛门里也全是蝇营狗苟。
陈独秀看得很准，他说苏曼殊“眼见举世污浊，厌世的心肠很热烈，又找不到其他出路，便乱吃乱喝起来，以求速死”。
这话直击灵魂。
苏曼殊根本连活都不想活了。既然活着这么痛，那就用另一种痛来麻痹自己。
朋友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糖僧”。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他能一天吃下五六斤冰，吃到晚上整个人僵在床上动弹不得。朋友们都吓坏了，以为他要咽气。结果第二天一早，这家伙爬起来照样大口吃冰。
还有一次在杭州孤山，他跟人打赌，一口气吞下了五十多个包子，肚子撑得像快要爆炸的皮球。有次和朋友去澡堂洗澡，洗到一半听说要去吃牛肉，他连身上的水都没擦干，光着身子就往外狂奔。
1914年7月，他在给朋友邵元冲的信里写得明明白白：“食生姜炒鸡三大碟，虾仁面一小碗，苹果五个。明日肚子洞泄否，一任天命耳。”
明知道吃完肠胃会大出血，明知道会腹泻到脱水，他依然往嘴里死命地塞。
最夸张的是他对摩尔登糖的痴迷。没钱买糖怎么办？他能狠下心把嘴里的金牙敲下来去换糖吃。他给朋友刘三写信借钱，信里哭穷说连洗澡理发的钱都没了，转头拿到钱就去买牛肉、买糖、买吕宋烟。他不赌、不嫖、不喝酒，所有的钱全砸在吃上。
这种极致的疯狂，藏着极其深重的悲凉。
童年饿得在柴房里眼冒金星，这辈子只要有一口吃的，他就要拼命填满那个永远填不满的胃。用胃里的撑，去掩盖心里的空。用身体的疼痛，去转移灵魂的绝望。
1918年的春天，苏曼殊的身体彻底垮了，肠胃几乎烂穿。
他住进了上海的法租界广慈医院，医生严令他必须断食。可他偏不听。趁着医生护士不注意，他偷偷溜上大街，买八宝饭、年糕、栗子、冰淇淋，像个极度饥饿的野兽一样往嘴里狂塞。
朋友们轮流去看他，每个人都劝他别吃了。他只是笑笑，转身继续大快朵颐。
到了5月2日这一天，这位年仅35岁的天才，终于在病床上闭上了眼睛。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遗嘱，只有寥寥八个字：“一切有情，都无挂碍。”
当护士去收拾病床遗物的时候，所有人都愣在原地。
在他高高垫起的枕头下面，在床底下的角落里，翻出了厚厚一堆糖纸。那些被剥得干干净净的摩尔登糖纸，夹杂着没吃完的牛肉干，成了他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祭品。
三十五岁的躯体，三十五年的苦难，最后全被这些甜甜的糖纸埋葬了。孙中山听说后，悲痛地捐了一千块大洋，柳亚子等人集资将他葬在杭州西湖孤山北麓，正好和名妓苏小小的墓南北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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