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5月2日,苏曼殊因暴饮暴食逝世,年仅35岁,死后在他枕头和床铺下发现很多糖纸。在日本留学期间,他曾“一日饮冰五六斤”,自己还记载过:“食生姜炒鸡三大碟,虾仁面一小碗,苹果五个。明日肚子洞泄否,一任天命耳”。
要看懂苏曼殊的“疯”,得先撕开他鲜血淋漓的童年。
1884年,他在日本横滨出生。父亲是广东香山的茶商买办,母亲是日本普通女子河合若子。在那个华夷之辨极为严苛的年代,“中日混血”加上“私生子”的标签,直接判了他命运的无期徒刑。
六岁那年,他被带回广东沥溪老家。迎接他的只有族人的白眼、嫡母的嫌弃,连同辈的兄弟姐妹都拿他当异类。
最绝望的时刻发生在十二岁。
他病重倒下,长辈们冷眼看了一下,断定这孩子活不成了,直接像扔垃圾一样把他扔进潮湿阴暗的柴房里等死。
大家静下心来想一想那个画面: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在漆黑的柴房里听着外面家人的欢声笑语,自己却只能在发高烧中等待呼吸停止。幸亏嫂嫂偷偷送饭照料,他才从鬼门关爬了回来。
侥幸活下来后,他对这个世界彻底死心了。
病好后的第一件事,他就跑去广州长寿寺出家。出家当和尚,成了他唯一的避难所。可惜,因为饿得受不了偷吃鸽子肉,他被方丈无情地赶出了山门。
连做个和尚,他都做不好。他就像一个被世界遗弃的孤儿,天地之大,竟没有他的容身之处。
长大后的苏曼殊,成了一个行走的矛盾体。
他穿着僧袍,却在1903年加入了“拒俄义勇队”,甚至还向朋友借枪,要去刺杀贪污海外募款的康有为。
他精通英文、日文、梵文,第一个把雨果的《悲惨世界》翻译给中国人看,取名叫《惨社会》。他还把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带进中国,字里行间全是要救民于水火的豪情。他在《太平洋报》连载的小说《断鸿零雁记》,更是成了民国第一部火爆全国的爱情小说。
他内心深处,燃烧着一把想把污浊世界烧干净的火。
但他终究绝望了。
辛亥革命虽然打倒了清政府,可接下来的民国依然是军阀混战、乌烟瘴气。昔日一起喊着口号的同志,有的忙着争权夺利,有的彻底堕落腐化。他想在革命里找希望,革命最后变成了一场权力的游戏;他想在佛门里求清净,佛门里也全是蝇营狗苟。
陈独秀看得很准,他说苏曼殊“眼见举世污浊,厌世的心肠很热烈,又找不到其他出路,便乱吃乱喝起来,以求速死”。
这话直击灵魂。
苏曼殊根本连活都不想活了。既然活着这么痛,那就用另一种痛来麻痹自己。
朋友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糖僧”。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他能一天吃下五六斤冰,吃到晚上整个人僵在床上动弹不得。朋友们都吓坏了,以为他要咽气。结果第二天一早,这家伙爬起来照样大口吃冰。
还有一次在杭州孤山,他跟人打赌,一口气吞下了五十多个包子,肚子撑得像快要爆炸的皮球。有次和朋友去澡堂洗澡,洗到一半听说要去吃牛肉,他连身上的水都没擦干,光着身子就往外狂奔。
1914年7月,他在给朋友邵元冲的信里写得明明白白:“食生姜炒鸡三大碟,虾仁面一小碗,苹果五个。明日肚子洞泄否,一任天命耳。”
明知道吃完肠胃会大出血,明知道会腹泻到脱水,他依然往嘴里死命地塞。
最夸张的是他对摩尔登糖的痴迷。没钱买糖怎么办?他能狠下心把嘴里的金牙敲下来去换糖吃。他给朋友刘三写信借钱,信里哭穷说连洗澡理发的钱都没了,转头拿到钱就去买牛肉、买糖、买吕宋烟。他不赌、不嫖、不喝酒,所有的钱全砸在吃上。
这种极致的疯狂,藏着极其深重的悲凉。
童年饿得在柴房里眼冒金星,这辈子只要有一口吃的,他就要拼命填满那个永远填不满的胃。用胃里的撑,去掩盖心里的空。用身体的疼痛,去转移灵魂的绝望。
1918年的春天,苏曼殊的身体彻底垮了,肠胃几乎烂穿。
他住进了上海的法租界广慈医院,医生严令他必须断食。可他偏不听。趁着医生护士不注意,他偷偷溜上大街,买八宝饭、年糕、栗子、冰淇淋,像个极度饥饿的野兽一样往嘴里狂塞。
朋友们轮流去看他,每个人都劝他别吃了。他只是笑笑,转身继续大快朵颐。
到了5月2日这一天,这位年仅35岁的天才,终于在病床上闭上了眼睛。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遗嘱,只有寥寥八个字:“一切有情,都无挂碍。”
当护士去收拾病床遗物的时候,所有人都愣在原地。
在他高高垫起的枕头下面,在床底下的角落里,翻出了厚厚一堆糖纸。那些被剥得干干净净的摩尔登糖纸,夹杂着没吃完的牛肉干,成了他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祭品。
三十五岁的躯体,三十五年的苦难,最后全被这些甜甜的糖纸埋葬了。孙中山听说后,悲痛地捐了一千块大洋,柳亚子等人集资将他葬在杭州西湖孤山北麓,正好和名妓苏小小的墓南北相对。
线上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