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6年1月越南新一届班子拔锚起航之际，苏林有这样一段讲话：“迈向新时期需从根本上转变发展理念，形成以创新驱动为基础的增长模式。”
发表政策演说时，苏林承诺将2026年至2030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目标定为不低于10%，并表示这样的高增长需要“深刻的结构性转型”。
既然是“深刻的结构性转型”，仅靠组装、代工显然是行不通的，那越南该如何支撑可持续高速增长的目标呢？
近期苏林的一系列举动暴露了越南政府的产业野心，原来河内正全力押注半导体行业，希望复制韩国和中国台湾省的“芯片奇迹”。
苏林兴致勃勃地视察越南国产芯片制造厂。
越南高层认为，目前已经具备了发展半导体和人工智能产业的所有必要条件，诸如：稳定的社会体系，从上到下的政策决心，大量年轻劳动力，成熟的电子产品代工体系等。
2026年1月16日，苏林和范明政一起出席了位于河内市高科技园区的越南首家芯片制造厂动工仪式。
这家芯片制造厂由越南军队工业与电信集团（Viettel）投资建设，将形成本土芯片制造能力，成为发展半导体产业生态圈的重要里程碑。
实际上，越南在半导体领域已经有一些初步积累，如：英特尔越南分公司是其全球最大的芯片封装与测试基地，自2010年以来已为越南创造逾900亿美元的出口额。
但在除封装测试之外的环节，当下越南尚没有太多存在感，因此给当局一种“潜力巨大”的感觉。
越南计划与投资部部长阮志勇在介绍河内高科技园区时表示，未来将形成一个大规模半导体与人工智能生态系统，吸引谷歌、Meta、高通、英特尔、英特尔、AMD等大型集团参与。
位于胡志明市高科技园区的英特尔工厂全景。
想要发展半导体行业，越南很难绕开美国的影响力。
2024年12月，英伟达CEO黄仁勋曾经考察过越南，一度引发轰动，但最终只是轻描淡写投资了约2亿美元。
为什么吸引大量外资的越南在半导体产业升级时困难重重呢？
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就是来自美国政府的限制——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复杂的出口管制清单，而越南是处于“限制获取先进技术国家名单”里的。
换言之，美国大型科技企业只能把最简单的组装、测试等工序放在越南，利用一下其廉价的劳动力，绝大多数有技术含量的工序不能落地越南，尤其是被白宫视为重中之重的先进半导体产业。
想要发展芯片制造，仅靠越南自主技术攻关显然是不现实的，所以河内便寄希望于美国企业能够进行部分技术转移，就像当初扶持日本和韩国那样。
越南总理范明政亲自陪同英伟达CEO黄仁勋逛街，2024年12月。
2026年2月18日至20日，苏林亲赴华盛顿出席“和平委员会”首场会议，作为东南亚地区第一个宣布加入“和平委员会”的国家，越南为了讨好特朗普可谓是煞费苦心。
在白宫会面前，越南首先宣布达成一项总值超过300亿美元的协议，两家越南航空公司将向波音公司购买90架飞机。
当地时间2月20日，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见苏林，根据会后越南官方公布的新闻稿，转口贸易问题没有被提及，最重要的一项成果是特朗普口头承诺把越南从“限制获取美国先进技术的国家名单”中移除。
越南原先处于管制名单D1–D3范畴，也就是那些出于安全原因限制向其供应关键商品和材料的国家。
说起来特朗普可谓是越南的“福星”，本轮越南出口加工型经济腾飞的起点便是特朗普第一任期（2017-2021年）。
由于2018年中美爆发贸易纠纷，部分电子组装、纺织及家具企业转移去了越南，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越南对美国的出口总额增长了232%，从2017年的400多亿美元暴涨至2021年的1020亿美元。
当时《纽约时报》曾打出这样的标题：“打架的大象给最灵活或最幸运的那只蚂蚁一个茁壮成长的机会”。
苏林在椭圆形办公室与特朗普会面，2月20日。
事实上，早在阮富仲时期，越南高层对在中美两国之间奉行“双向制衡战略”就已经形成基本共识。
站在越南的角度，它与美国存在意识形态分歧，时时刻刻把防止西方演变作为底线；另一方面，它又同中国存在现实地缘政治纠纷，从西沙群岛一直到南沙群岛。
因此，越南既想借助中国的力量抵制美国的价值观攻势，又想利用美国的力量来遏制中国在南海的影响力，是谓“双向制衡战略”。
阮富仲时期的越南把“双向制衡”“不结盟”等战略凝练成了一个更加生动名词——“竹子外交”。
我们翻看越南官方和学术界的表述，经常有“大力弘扬竹子外交特色”等表述，那什么是“竹子外交”呢？
竹子的特点是竹根坚固、竹身结实、竹枝柔韧，简称根坚、身实、枝柔。
越南前副总理兼外长范平明曾这样解释道：“要维持与中美两国同时友好，争取让中美两国同时拉拢越南，绝对不能因一时一地的利益上在两国之间选边站。”
某种意义上讲，这正是越南过去半个多世纪里吸取的宝贵历史教训。
在越南看来，假如美国的力量完全撤出，南海将很快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新秩序，而他们更希望维持当下南海被事实性分割的现状。
2025年5月，特朗普集团在越南价值15亿美元的项目动工，特朗普次子Eric Trump出席动工仪式，项目包括酒店、度假村和高尔夫球场等。
值得一提的是，越南不仅在中美之间采取平衡策略，在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同样采取平衡策略，这跟俄罗斯或西方中左翼国家截然不同。
在紧凑的访美行程中，苏林竟然专门安排了一场跟前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的会面。
1957年出生的坎贝尔是民主党的亚太政策权威，曾在奥巴马和拜登时期分别担任过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印太事务协调员、常务副国务卿等职。
跟坎贝尔会面期间，苏林主动分享了越南国内政治变化以及在新发展阶段的主要方向，并感谢坎贝尔多年来在促进越美关系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与专注经济利益的特朗普政府相比，民主党外交高官其实更看重越南在南海牵制中国的作用，将其视为一个“小印度”。
苏林会见前拜登政府常务副国务卿坎贝尔。
最后试着解剖一下相对复杂的中越关系。
之所以国内对于越南的认识褒贬不一，是因为中越关系本质上分为三个维度：意识形态、经贸关系和南海问题。
在意识形态领域，中越是亲密友好的同志，官方表述已经上升至“命运共同体”。
无论阮富仲还是苏林都深刻明白一个道理：越南自身无法单独抵挡西方的演变压力，只有背靠中国才能屹立不倒——中国模式胜则越南模式胜。
在经贸领域，中越既有合作也有竞争，但整体上合作大于竞争。
2025年越南前三大直接投资国分别是中国、新加坡和日本，越南不仅是中国制造业企业“出海”的首站，更是目前规模最大的海外生产基地，据统计已有300多家中国制造类上市公司在越南设厂。
河内之所以积极打通多条中越跨境铁路，就是为了迎接来自中国的产业转移。
反过来想，越南实际上也充当了中国对美出口的“白手套”，对缓解国内外贸企业关税压力起到部分作用。
中国跨国公司投资越南的空间格局与联系
然而在南海问题上，中越仍是敌对关系。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越南过去四年里在中国南沙群岛兴建了21座人工岛，总填海面积已超过中国7座岛屿的一半。
考虑到中越海空军实力悬殊，越南耗费巨资造岛并不会威胁中国对南海的掌控，也无法使权力平衡向越南倾斜，其价值更多在于政治彰显以及和平时期国力投射，而非军事资产。
因此现阶段中国没有对越南的小动作做出激烈回应，某种意义上将它视作西太平洋战略竞争中一个小的“附属问题”。
此轮非法扩建过程中，越南首次使用了荷兰造船企业交付的Beaver 65绞吸式挖泥船，效率大为提升。
自阮富仲第二任期以来，越南的南海政策渐渐由扩张转为维护既得利益，在大国平衡中更加注重“双向制衡”，倡导以柔克刚、以退为进。
伴随着全球贸易体系重塑，越南又成功开发了一套完备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经济规模从2020年的3460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10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32位。
另一方面，越南经济高度依赖外贸且产业链偏低端的困境也日趋凸显。
河内高层显然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因此迫切希望打入更加高端的全球产业链，将半导体确定为必须掌握的战略性技术之一。
套用2026年1月范明政在越南首家芯片制造厂开工仪式上演讲的一段话：
“全球半导体产业规模已达2.3万亿美元，它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经济产业，更已成为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问题，同时也是各国科技实力的象征。
事实表明，任何国家如果缺乏半导体芯片产业能力，其战略自主能力、经济发展以及安全保障能力都会受到限制。
政府已决定将建设半导体芯片制造厂的任务责成国防部负责，实施单位为Viettel。”
越南这招产业升级的险棋结果如何，尚待时间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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